第三篇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
(1956.10---1966.5)
第二章 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
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下，经过几年的努力，全国各条战线取得了可观的成就。同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，使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致认识到，尽快使国家发展起来的紧迫性和必要性。党中央提出“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的总路线。贯彻到全国各条战线，意气风发，斗志昂扬，掀起了举国一致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。各种生产经验层出不穷，卷起了一道道狂波巨澜。固然，在一些战线上，确有成效，但在不少领域里，由于一味的追求快与新，高指标、高产量的不断出现，不少不切实际的“生产技术”、“生产经验”被盲目推广，结果事与愿违，得不偿失。
幸得中央三令五申，竭力纠正。中共麻江县委遵照中央指示，在三年困难时期，组织大批干部与农民实行“四同”，妥善安排人民生活，千方百计组织力量，生产自救，使麻江损失降到最低点，巩固了农村阵地和农业生产的基础地位。
第二节 “反右倾”斗争和新“五反”运动
一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
1958年8月， “庐山会议”之后，党中央发出了“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”的指示，中共凯里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，成立“反右倾运动办公室”，领导全县反右倾斗争。这次反右倾斗争从县委委员到农村党员，普遍开展。先是用整风形式，县委召开整风学习动员会，各级各部门干部职工，听取县委主要领导关于开展整风学习动员报告。要求干部职工大胆暴露自己的观点，虚心接受批判，大胆揭发别人，互相批判，称为“互相擦背”。这样，反右倾运动一浪高过一浪，凡是在“大跃进”中，对“浮夸风、一平二调共产风、官僚主义风、瞎指挥风”等说过不满意的话或是有抵触情绪，或者不愿意违心说假话的人，都属于“右倾”挨批斗的对象，有的在“深耕”和“大炼钢铁”运动中，在“插红旗”、“拔白旗”竞赛活动中，多次评为“白旗”的和一些家庭有些“历史问题”的，也都划在“右倾”之列。“反右倾办公室”通过发动群众、揭发批判、整理材料、层层挤压，找出“右倾分子”并冠以 “反对总路线”、“诬蔑大跃进成绩”、“想扯垮人民公社”等等名目。在任县长熊兴科，因根据当时旱情，主张同意群众将干田改种苞谷、红苕等耐旱作物，被定为右倾保守分子，撤销县长职务，分配到良田煤厂劳动锻炼；副县长吴宗才同意熊兴科的主张，积极组织改种，并对群众缺粮情况作了真实汇报等因被撤职判刑，后死于刑期；中共宣威区委书记高广胜，县财贸局长李永昌也因右倾错误，撤职送良田煤厂劳动锻炼。原麻江县（当时改称凯里县麻江人民公社）共受点名批判戴“右倾分子”帽子或受处分的一共215人。全县受批判的540人（其中党员124人）人，受各种纪律处分的895人（其中党员354人）。为遏制事态发展，县监委在1961年下半年，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对在反右、肃反、审干等运动中受批判、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，属于冤案的672人，部分错误412人，县监委采取召开群众大会、民族座谈会和印发文件等形式，对蒙冤受屈的干部和群众，给予甄别平反。对已故的吴宗才，黔东南州监委于1962年9月28日下文撤销1960年4月对他的错误处理，1987年清明节，麻江县人民政府拔专款为其竖碑以示怀念。
这次反右倾受处分的干部职工，1962年，中共麻江县委按中央指示精神，对于戴上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”帽子的，作甄别平反，对其中的11人又给予定论处理。直到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县委遵照中央《关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，改正问题的通知》的规定，认真落实政策，给原定论的11人进行复查，彻底平反，恢复党籍2人，恢复工作籍1人，撤销处分的8人。
这次“反右倾”使基层民主生活再次遭受严重的损害，使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指出，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，使高指标、浮夸风、共产风、官僚主义风和瞎指挥风为标志的“左”倾错误再度泛滥并得以持续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。
二、“反对贪污盗窃、反对投机倒把、反对铺张浪费、反对分散主义、反对官僚主义”运动
1963年3月29日，中共麻江县委召开常委会议，专题研究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“励行增产节约、反对贪污盗窃、反对官僚主义”的指示，8名常委分工，2名直接分管新“五反”工作，并决定召开县委扩大会议15天，确定开展“五反”工作的方法步骤。4月7日，县委成立“五反”领导小组，下设“五反”办公室和专案组，全县“五反”分三批和三个阶段进行。
通过自上而下、层层摸底排队，领导带头洗手洗澡，工作先党内后党外，先领导后群众，进行政治排队和问题排队。在县机关（学校、卫生部门除外）各行政、企事业单位普遍深入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和“五反”运动，第一、二批“五反”运动共揭发出来的犯有贪污盗窃、投机倒把的127人，占干部总数的14%（其中，不足200元的78人，200—500元的29人，500元—1000元的10人，1000元以上的10人）。贪污盗窃、投机倒把的金额达32870元。粮（票）3246公斤，棉（票）布1700公尺。
在“五反运动”中，群众揭发盐业公司以熊某某为首，勾结贵阳、重庆、武汉等地的投机倒把分子，盗窃国家布票1000多公尺，进行贩卖，从中牟取暴利1500多元。杏山区供销社的干部揭发犯有贪污、盗窃、投机倒把活动的23人，占本社干部58人的39%(其中：千字号的3人，贪污盗窃、投机倒把的金额9659元，粮食（票）432.5公斤，棉布（票）47公尺)。
县委根据省、州指示，为了更好地培养教育和使用干部，对干部逐个重新进行考察了解一次。县委组织力量，对省、州管的92名干部全部进行了仔细考察了解。
第三节 人民公社化运动
1958年8月，毛主席的“还是人民公社好”的号召见报。8月25日，县委根据党中央发布《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》，组成人民公社工作组，先后在杏山、良田、又诗、碧波四个乡镇搞试点。9月2日召开群众大会，庆祝人民公社成立。各区、乡（高级社）均派代表参加学习建社经验，讨论全县大办人民公社的意见和办法。到9月底，仅1个月，全县各地锣鼓喧天、红旗招展，124个高级社合并成11个人民公社，实现全县人民公社化。入社农户21261户，占总农户21651户的98.2%，入社人口共102885人，占总人口数104250人的98.7%。随着“大跃进”的掀起，10月份又把11个人民公社合并为4个大公社。杏山区为“东风人民公社”，下司区为“红旗人民公社”，宣威区为“跃进人民公社”，谷硐区为“八一人民公社”。入社农户24068户，占总农户的98.57%，入社人口96890人，占农业人口90.96%。（见后表1—4）。
麻江县跃进人民公社于1958年9月2日在碧波乡谷丰高级社宣告成立，由又诗乡、杏山镇、大良田乡、碧波乡的13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城关镇市民、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兵联合组成。实行生产资料入社，统一经营管理，入社户达3000多户。社设中共党委会、实行政社合一，在社管会、社党委领导下办社。4个乡并为大乡，乡有乡长，在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。在“大跃进”中，将原来的乡改为管理区，各管理区实行军事化，社管会下设团部，设正副团长，党委书记兼团政委，团下设13个营（原13个高级社）各营设营长1人，副营长2—3人，党支部书记兼营教导员，营下设连、排、班若干，各有正副职2人。各营抽部分青壮年组成先锋连为完成各项任务的尖兵。
全县公社化后，把原高级社的土地、耕牛、农具、粮食、物资、资金等全部清理归公社所有，由公社统一调配使用。
以后在生产管理过程中，为便于管理，曾对公社进行多次调整。到1962年6月，县委在“精简机构，缩减编制”的思想指导下，撤销杏山、下司、宣威三个区委会，保留谷洞区委会。同月，青曼公社划入凯里，铜鼓并入白午。至此，县委下辖谷硐区党委和16个人民公社党委。16个公社为：良田、贤昌、碧波、隆昌、乐坪、景阳、白午、下司、宣威、龙山、杏山、坝芒、乐埠、笔架、河坝、基东。
为了加强集中统一领导，1962年8月，中共麻江县委决定恢复杏山、下司、宣威三个区党委会（对外不挂牌子），并任命区委书记和委员。同时将16个公社调整为27个公社，各公社均建立党委会。调整为：良田划为良田、小堡；贤昌划为贤昌、新场；碧波划为碧波、又诗；隆昌划为隆昌、新牌；乐坪划为乐坪、和平；景阳划为谷硐、景阳；白午划为白午、铜鼓；下司划为下司、隆堡；回龙划为宣威、卡乌；龙山划为龙山、共和；杏山、坝芒、乐埠、基东、毕架、河坝六个公社不变，共27个公社。至1963年2月，增建小堡、新牌、新场三个公社党委会。随即恢复杏山镇建制，更名为城关镇。1965年5月建立城关镇党委会。至此，中共麻江县委下辖28个公社（镇）党委会，县政府下辖28个公社（镇），即杏山9社1镇，谷硐6个公社，宣威7个公社。全县共建129个生产大队，大队建中共党支部。
1966年4月，撤销新牌、新场、小堡三个公社，党组织关系分别转入碧波、贤昌、良田公社党委会。至此全县共4个区、25个公社。
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，是党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的失误。联系麻江县实际情况，失误的由来：一是夸大主观意志，违背客观规律，片面追求规律，片面追求高速度、高指标；二是盲目学习外地经验和盲目地推广本地未经实地考核的新鲜事物；三是这段时间“五风”盛行，压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。中共中央及时发现问题，号召各级党组织开展调查研究，“不要图虚名而遭灾害”、“干劲一定要有，假话一定不可讲”，发扬中国共产党勇于改正错误，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。中共麻江县委遵照中央及省委、州委有关指示，及时组织人力，尽最大努力，坚决纠正各种“左”的偏差，及时减少损失。（来源：田园麻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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